


记得小时候在晒谷场看露天电影,《平原游击队》一放,整个场子连嗑瓜子的声音都没了。
大家就等郭振清演的李向阳斜挎着枪出来,嘴角一挑,抬手就给炮楼里的鬼子点名。
于是,满场子的小孩都喊:“李向阳双枪老太保了,打鬼子从来不用瞄!”
可以说,多少人童年里的第一个英雄梦,都是跟着李向阳在高粱地里钻出来的。
然而,当前几年翻到郭兴老将军生前的专访实录时,才知道这位李向阳的原型,比电影里演的还鲜活,只是好多大家刻在脑子里的细节,跟真实的他,差得还真不是一星半点。
没错,其实他揣了3把手枪,而不是电影里的2把。
所有人对李向阳的第一印象,就是腰里别着两杆驳壳枪,枪把上飘着红绸子,跑起来带风。

郭兴自己说过,当年武工队确实用驳壳枪,他平时也带2把,但红绸子是绝对不敢系的。
因为那玩意儿看着精神,但真钻起高粱地、摸起炮楼,红绸子挂在枝桠上哗哗响,隔着半里地就能给鬼子报信,其实纯属拍电影为了镜头好看加的。
如果真在敌后活动,恨不得全身上下都跟黄土一个颜色,哪敢搞这么扎眼的装饰。
而且,除了这2把随时能拔出来开火的驳壳枪,贴身的衣襟兜里,永远塞着一把巴掌大的小手枪,算上这把,出门总共带3把。
不过,这把小手枪跟郭兴“三枪”的故事是两码事。
实际上,郭兴身上这三把枪的来历,各有各的故事。
两把驳壳枪是战斗缴获的,那把贴身的勃朗宁M1910小手枪,来历最沉重。
郭兴16岁参加革命之前,亲眼见过鬼子扫荡村子,家里几个亲戚死在鬼子的刺刀下。
后来伪军团长用这把小手枪杀害了郭兴相濡以沫的妻子。郭兴后来终于擒获了那个伪军团长,夺过这把枪,亲手为妻子报了仇。

他当时跟同队的战友交底,真有哪天被鬼子堵在死角里,弹尽粮绝跑不出去了,两枝驳壳枪的子弹打完了,能换几个鬼子算几个,最后这小枪里的子弹,就留给他自己,说什么也不当俘虏。
据悉,那两把驳壳枪他也做了点“小改造”,其中一把的准星被他拿锉刀磨平了。
其实好多人不理解,打枪没准星怎么瞄?他说真到近战掏枪的时候,准星凸出来一块,特别容易勾到衣服腰带,磨平了快半秒拔枪,活下来的几率就大几分。
所以有人问过他,身上常年揣三枝铁疙瘩,沉不沉?
他听了直笑:“那时候十八九岁,正是身子骨最结实的时候,腰里除了三枝枪,再塞四五颗手榴弹,一天在青纱帐里跑个七八十里地,晚上倒在土坡上就能睡,哪知道什么叫沉。”
此外,电影里的李向阳,枪法是真神,骑着飞奔的马都能打灭鬼子的探照灯,隔着几十米能打飞鬼子手里的手榴弹。
而郭兴自己对着镜头澄清过,这些都是艺术加工,真在战场上,没人能做到百发百中。
他自己的射击水平,说出来可能让不少崇拜英雄的人觉得“不够神”——差不多十发子弹打出去,能命中七个日伪军。

郭兴原话是这么说的:
“电影中的李向阳使双枪,那是百发百中。我没那么厉害,我也就是10发7中吧!这在当时已经被叫做‘神枪手’啦!”
可是,千万别觉得七成命中率不算啥,你得知道当年打仗是什么环境。
想当年,可不像是现在靶场里站得笔直,风不吹草不动,靶子安安稳稳竖在那等你瞄。
打游击全是遭遇战,要么在晃悠的马背上,要么在齐腰深的庄稼地里。
而且敌人也不是死靶子,听见枪响就往沟里钻,枪本身后坐力也大,更别说子弹有多金贵。
那时候武工队员平时练瞄准,全是空枪举着瞄树杈上的麻雀,练一下午都舍不得打一发实弹,哪有条件给你练什么百发百中。
说到武器,这里得插一句。
电影里李向阳用的是大名鼎鼎的德国毛瑟驳壳枪,但郭兴刚拉起武工队那会儿,用的根本不是什么好枪。
据说皮定均司令员给郭兴的起步家底,寒酸到什么程度呢?
3个兵,一支老旧的“汉阳造”长枪,一支撅把子短枪,子弹总共只有5发,外加8颗手榴弹。
而且那支汉阳造加上刺刀,比郭兴本人还高。他干脆把枪托锯短,让武器适应自己,而不是让自己去适应武器。

后来武工队大量装备的是一种叫“独撅子”的土造手枪,枪管自行打制,没有膛线,射击精度很低,没有弹夹不能连发,只能打开枪膛尾部一发一发装弹射击。
而郭兴就是带着武工队员,用这种简陋到不能再简陋的武器,在南太行山区跟鬼子浴血苦战。
此外,在敌后活动,不会说日本话不行。
郭兴到分区敌工部学了两个月,学会了“你好!”“你的表几点了?”“立正!”“向右看齐!”“报数!”这几句常用的日本话。这些日本话很快派上了用场。
1941年12月的一天中午,郭兴化装成日军小队长,骑上高头大马,带着两个队员来到日军盘踞的一座县城。
当时城门边有一个日军带着两名伪军站岗,见“小队长”骑着高头大马过来,急忙敬礼。
郭兴拔出双枪,不等那名日军反应,“啪!啪!”两枪。站在旁边的两名伪军还没搞清楚怎么回事,已经命丧九泉。
于是他们趁乱冲出东门,这一次打死了4个敌人,打伤了3个。
那一年,郭兴才17岁。
当然,这只是郭兴传奇生涯里的一个小场面。

而真正让“李向阳”这个名字在豫北叫响的,是1943年7月的那场“狗咬狗”好戏。
那天,从辉县、林县出发的日伪军对林南根据地进行扫荡。
郭兴奉命率6名武工队员在百泉与小屯之间的公路一侧青纱帐里阻击敌人。
彼时伏在地上的郭兴心里盘算:扫荡的敌人少说也有上百人,附近又遍布鬼子炮楼,怎么才能最大限度地迟滞敌人?
他忽然有了主意,差点乐出声,低声告诉每个队员:
“咱们分两个方向打。你们4个,向小屯炮楼里打排枪,打成机枪点射的声音;我们3个,冲路上的伪军屁股后头招呼。咱们只做‘媒人’,等他们自己接上头,‘亲热’起来,就撤出去。”
不一会儿,公路上传来杂沓的脚步声。
等最后一排敌人走过去没多远,郭兴果断下令:“打!”
随即3个战士对准路上敌人猛烈开火,几乎同时,另外4名战士也向炮楼射击。
可以说背后的猛击让路上的敌人蒙了,哭爹喊娘往玉米地里钻。
炮楼上的敌人也蒙了:“妈呀,八路来端炮楼了!”于是胡乱朝外射击。

玉米地里的敌人听到炮楼枪响,以为炮楼被八路占了,掉头就打。
“啪啪啪”“突突突”“哒哒哒”,双方火力越来越猛。郭兴带着战友们登上附近的苏门山,坐山观虎斗。这场“狗咬狗”一直打到天亮。
这一仗打完,鬼子伪军闻郭兴而色变。
甚至当地老百姓编了顺口溜:“郭兴郭兴英雄汉,武工队员好儿男,伪军见了腿发软,鬼子见了胆打战。”
郭兴是河南辉县高庄乡金章村人,1924年11月出生在一个农民家庭。16岁那年,他瞒着父母,跟同村16个青年一起报名参军。
不过,因为岁数小、个子矮,连指导员把其他15人都留下了,唯独不要他。
但郭兴不肯走,跟着部队后面走了三天三夜,脚上的鞋都走烂了。部队首长拗不过他,只好把他留下。
进了部队,郭兴被分配到山西平顺县抗日政府当通信员。
由于他读过4年小学,能读会写,在那个识字率不高的年代,已经算是“小知识分子”了。
1941年元旦,太行军区五分区司令员皮定均注意到了郭兴,感觉他办事干练、指挥有方的特质,就给了他3个兵,一支老旧“汉阳造”长枪和一把短枪,任命他为敌后武工队队长,派他回豫北老家执行任务。
在出发之前,郭兴向皮定均立下军令状:
半年时间,队伍发展到七八十人;一年时间,消灭105名敌人,其中必须包括5名日本兵;一年时间,缴获100支步枪和两挺机关枪。
要知道,这些任务对于一个刚满17岁的少年来说,无疑是巨大的挑战。

但郭兴毫不畏惧,带着3个兵、两支枪、5发子弹和8颗手榴弹,硬是在敌人的眼皮子底下拉起了一支让日伪军闻风丧胆的武工队。
但有一件事特别值得说。
郭兴晚年接受采访时说过一句话:
“当年我们能够在敌后和日寇作斗争,主要是靠群众的支持。没有群众,我们寸步难行。那时我们遇到困难和危险,首先想到的是找群众,因为我们一时一刻离不开群众。”
而且他还说过一段话,值得每个崇拜“李向阳”的人记住:
“李向阳是抗日战争中许多游击队长英雄事迹的代表,《平原游击队》也是无数抗日游击队、武工队战斗生活的综合和典型化。影片中有些情节和镜头取材于我们武工队,但地名、人名完全不一样,所以不要叫我‘李向阳’。”
这就是真实的李向阳。他用的枪没那么漂亮,枪法没那么神,人也没电影里那么潇洒。
但他干过的事,却比电影更带劲。
2018年11月29日,郭兴在洛阳逝世,享年95岁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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